然后安静的等待着死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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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青函回到红旗大队时，当年的土坯房大多翻新成了砖瓦房，村里通了电，甚至有些人家里安了电话。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，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。认识他的人已经不多，就算记得，也只是模糊的印象里那个“很能干但后来犯了事”的肖家老大。

他背着一个破包袱，站在村口，头发花白了大半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二十岁。

大队给他落实政策，将原本他家那间早已坍塌的宅基地还给了他，又给了点微薄的安家费。他沉默地接受了，在废墟上搭了个简易的窝棚，勉强栖身。村里按“五保户”的标准给他一点口粮，饿不死。

他几乎不与人交流。有人跟他打招呼，他要么是没反应，要么是抬起那双死水般的眼睛看一眼，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咕哝，算是回应。他每天机械地去领口粮，去河边打水，在窝棚前坐一整天，看着日升日落，或者盯着远处弟弟妹妹埋骨的方向，一盯就是半天。

他拒绝任何形式的帮助和接近。有热心的大娘想给他送碗热饭，被他用阴沉的眼神吓退。村里安排他去看看守果园或者看看鱼塘的轻省活计，他干不了两天就和人起冲突——要么是嫌别人说话吵，要么是觉得别人在议论他、瞧不起他。他变得易怒、多疑、性格乖戾，一点小事就能让他暴跳如雷，抄起身边的棍子或石头就要跟人拼命。

久而久之，村里人都绕着他走。孩子们被大人告诫：“离村东头那个肖老疯子远点，他脑子不正常，会打人！”

偶尔，有外村不知情的人路过，问起这个孤零零坐在破窝棚前的老人是谁，村里人便会压低声音说：“哦，他啊，肖青函。以前挺能干个小伙子，可惜犯了事，劳改了二十年，回来就这样了。弟妹早没了，就剩他一个，脑子也不清楚了，别招惹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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