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房里没有桌子，我只能趴在床上写。

家里的床板不平，我的字一开始写得歪歪扭扭，直到我学会把作业本垫在课本上，再慢慢写好每一笔每一画。

老师说我字好看，说我肯定是静下来慢慢写好的，让同学们学习我的心静。我没有告诉她，那不是心静，是因为我的擦子很宝贵，我不敢随便把字写坏，那样还得浪费擦子把错字擦掉。

可是擦子能省，本子却一直省不了，我的本子总是用完很快。

就算我把每一页都写满，空白的地方拿来演算，它还是很快就用完了。后来我学会了捡别人不要的纸，广告纸、海报，或者是旧报纸，只要有任何可以让我写东西的地方。

家里人在这一点上，会认同我的节省。

其实我并不是节省，我只是太早知道，这个家里我所用的每一样东西都要付代价。饭要付出代价，书要付出代价，衣服鞋子要付出代价，连被夸一句「真会读书」，都要付出代价。

因为有人会接着说：「那你以后可要报答家里。」

我不喜欢「报答」这个词，它像一根绳子。

一开始只是轻轻搭在我手腕上，后来随着我长大，它慢慢被收紧。每当我想往外走一步，就有人拉一下，提醒我，你欠家里太多了。

我欠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吃家里的饭，穿家里亲戚淘汰的衣服，读书用的钱有部分是家里出的，这些确实是事实。可是弟弟也吃饭，也穿衣服，也上学。他吃的比我多，穿得比我好，却没有人要他跪在饭桌前发誓以后会报答家里。

只有我需要一直记得。

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不公平。

我只觉得这个家里有一种陌生的寒冷。

它和冬天的冷不一样，冬天的冷只要多穿一件衣服，把手缩进袖子里，对着指尖呵气，就能够好一些。

可这种冷却更刺骨，它像一场永无尽头的寒流，贯穿了我的童年，让我只能握着为数不多的、难得的温暖，叫自己必须捱下去。

我站在家里，却觉得自己不像家人，也不像客人。

衣服是我洗的，地是我扫的，弟弟的作业是我教的，母亲累了我要帮忙做饭。可真正有好东西的时候，从没有人第一个想到我。

后来我长大后才明白，也许这样的关系，我比较像佣人。

我的成绩一直很好，这件事救了我很多次。

老师喜欢成绩好的学生，学校也愿意给成绩好的弱势学生更多机会。我不再需要担心学费的问题，也不需要担心参考书会买不起，甚至连善心人士捐助的文具，老师都会藉由班级排名第一的缘由分给我。

在我刚升上高一时，县里突然有特招名额，可以去市里。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问我愿不愿意去市里读高中。

我没有立刻说愿意。

我当然不是不愿意，是我太愿意了，反而不敢说。

班主任把表格推到我面前，说：「尹逢春，这个机会不容易。七中是市里的学校，资源比我们这里好。你去了以后好好读，将来能考很好的大学。」

我低头看那张纸，上面有我的名字。

尹逢春。

那三个字印在表格上，看起来很端正，好像它们真的只属于我。

我问：「学费呢？」

班主任说：「你家庭状况符合补助条件，学校也会帮忙申请。」

我又问：「住宿呢？」

她说：「可以住校，你的条件一样可以申请补助。」

我点点头。

班主任看着我，忽然叹了一口气：「你回去跟家里好好说。」

我知道她为什么叹气。

她去过我家。

她知道我家里有一个弟弟，也知道我父母常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。

那天晚上，我把特招的事情告诉父母。

父亲坐在饭桌前抽烟，烟灰掉进碗边，他没有掸。

他问：「市里？那得花多少钱？」

我说：「学费和住校都有补助。」

母亲在旁边洗碗，没有回头。

弟弟正在看电视，听见我要去市里，回头说了一句：「那我的晚饭谁做？」

没有人觉得他这一句话有任何问题。

父亲抽完一根烟，说：「女孩子离家远了，心就野了。」

我站在那里，手心全是汗，我艰涩的与自己的大脑博弈，强迫自己想出一个更合理的说词。

最后，我说：「我上了更好的高中，考上师范学校更容易，就可以考回来当老师，照顾家里。」